总体

不以行业为单位的，涉及全体劳动者的报告

•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2
•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智联招聘：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就业调查
• 58同城、赶集直招：2022年二季度人才流动报告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22年第二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
• 2022年上半年自然灾害致178人死亡失踪 生产安全事故逾万起死亡8870人
•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22年度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 协作者：新冠肺炎疫情中困境农民工家庭需求分析报告
• 中国人民银行：2022年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
• 国家统计局：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 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
• 2023年返城就业报告：新兴服务市场寻求紧俏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2

12月21日，新京报记者从中央财经大学获悉，近日，在该校召开的第十四届中国人力资本指数发布暨人力资本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2》正式发布。报告披露，2001-2020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35.3岁上升到了39.0岁。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8.4年上升到了10.7年。

2001-2020年间，中国实际人力资本总量增长4倍

本次发布会由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主办。中国人力资本度量项目负责人、中央财经大学特聘教授、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李海峥和Jorgenson-Fraumeni人力资本计算法创始人、中央财经大学特聘教授、美国NBER研究员Barbara Fraumeni教授共同发布了中英版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2》。

8月26日下午，北京朝阳一场招聘会上，求职者们正在寻找心仪的企业。 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据介绍，中国人力资本度量项目自2009年立项以来，连续三届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该项目旨在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人力资本指数，定量描述中国人力资本的分布及发展动态。为更深入地研究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综合的度量指标，为政府的相关经济社会决策提供定量依据。

研究人员介绍，报告采用并改进国际上广泛应用的Jorgenson-Fraumeni终身收入计算法（以下简称J-F方法），以货币为综合度量指标对中国人力资本进行估算。

2020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值计算为3108.8万亿元，其中，城镇为2694.4万亿元，农村为414.4万亿元，分别占人力资本总值的86.7%和13.3%。2020年，人力资本总量前五位为江苏、山东、广东、河南及河北，居后五位的是（按从高到低的顺序）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及西藏。

2020年，中国人均人力资本按当年价值计算为276.6万元，其中城镇为363.7万元，农村为108.2万元。2020年，人均人力资本前五位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及山东；排名后五位的是（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新疆、云南、西藏、甘肃及青海。

2020年，城镇与农村新生儿的预期人力资本之比，男性为4.6，女性为2.7；完成义务教育的城镇与农村初中毕业生的预期人力资本之比，男性为2.6，女性为1.3。

报告还披露，2001-2020年间，中国实际人力资本总量增长4.0倍。2001-2010年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0.3%，其中城镇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2.2%，而农村为5.8%；2011-2020年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7.7%，其中城镇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9.1%，而农村为2.0%。

北京市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

从受教育程度看，2001-2020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8.4年上升到了10.7年，其中城镇从9.8年上升到了11.6年，乡村从7.5年上升到了9.2年。

202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辽宁；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的五个省份（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是甘肃、贵州、云南、青海、西藏。

2020年，我国香港地区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2.5年，台湾是13.8年。作为对比，北京为13.1年，上海为12.2年。2020年我国香港地区劳动力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是42.3%，我国台湾地区的占比是56.9%。作为对比，北京为55.3%，上海为42.1%。

2001-2020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19.4%上升到了43.1%，其中城镇从36.1%上升到了56.5%，乡村从8.2%上升到了22.0%。

2001-2020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4.9%上升到了21.8%，其中城镇从11.0%上升到了32.0%，乡村从0.8%上升到了5.7%。

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上升到了39岁

从人口及劳动力年龄来看，报告披露，2001-2020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35.3岁上升到了39.0岁，其中城镇由35.3岁上升到38.7岁，农村由35.3岁上升到39.4岁。

城镇劳动力平均年龄增长呈加快趋势，2001-2010年平均每年增长0.19岁，2011-2020年平均每年增长0.21岁。

2020年，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浙江；平均年龄最低的五个省份（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是新疆、广东、海南、贵州、西藏。

2001-2020年间，全国劳动力中46岁到退休年龄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从21.7%上升到了33.9%。2001-2020年间，全国0-15岁人口与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从39.6%下降到32.6%。

报告还对“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红利”进行了研究，提出中国劳动力人数（含在校生）增幅不断降低并开始出现绝对数量下降。2001-2010年年均增长1.1%，2011-2020年年均下降0.3%，其中，2013年劳动力总数开始下降，2013-2020年年均下降0.4%。

从基于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角度来看，全国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仍然在不断增加，劳动力（不含在校生）平均受教育年限在2001-2010年间年均增长1.3%；2011-2020年间年均增长1.1%，其中2013-2020年间年均增长1.1%。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智联招聘：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就业调查

7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录得1.35，与2020年疫情冲击最严重时候的相等，较一季度下降0.21，较上年同期下降0.74。

CIER指数=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指数大于1，表明劳动力需求大于劳动力供给；指数小于1，表明就业市场竞争趋于激烈。

从月度来看，4-5月CIER指数下降明显，6月有所回升。其中，4月指数为1.44，5月下降至1.27，6月略回升至1.35。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也显示6月就业情况有所改善，失业率下降0.4个百分点至5.5%。

就行业而言，不同行业之间就业景气极化程度进一步加大，2022年二季度，CIER指数最高和最低行业之间的差别倍数为31.43倍，高于一季度和2021年同期。

在就业景气最好的十个行业中，专业服务/咨询(财会/法律/人力资源等)行业就业景气度最高，CIER指数为4.40，中介服务居第二位，CIER指数为4.03。紧随其后的物流/仓储、娱乐/体育/休闲、电子技术/半导体/集成电路行业CIER指数也相对较高，分别为3.53、3.15、3.03。此外，互联网/电子商务、计算机软件、保险、酒店/餐饮、基金/证券/期货/投资等五个行业也位列前十。

在就业景气指数最低的十个行业中，就业竞争最激烈的四个行业为礼品/玩具/工艺美术/收藏品/奢侈品、能源/矿产/采掘/冶炼、环保、旅游/度假等行业，CIER指数分别为0.14、0.19、0.23、0.28。

长三角地区二季度有所回升，在重点监测的15个城市中，CIER最小的南京录得0.56，CIER超过1的有五个城市，分别为镇江、扬州、宁波、常州、嘉兴，其中嘉兴最高，录得1.67。

珠三角地区也在二季度再创新低，在监测的七个重点城市中，佛山、中山、东莞的CIER指数均高于1，广州、珠海、深圳、惠州均小于1。

如果从不同城市等级观察就业，可以发现，一线城市CIER指数最低，总体仅为0.66，其中，北京CIER指数仅为0.38，广州、深圳分别为0.73、0.55，上海为0.98。新一线城市CIER指数为0.75，二线和三线等城市CIER指数为0.67、0.69。

除前述城市外，武汉作为新一线，就业景气指数相对较高，二季度录得1.21；四线城市中，大庆录得1.05，也是东北五个样本城市中唯一大于1的城市；景气度较差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北，大连录得0.4，贵阳、哈尔滨、长春、太原、西安则不到0.4，呼和浩特、包头、沈阳均不到0.3。

就企业而言，大型企业、上市公司就业景气指数高于其他不同规模、不同性质企业。

大型企业二季度CIER指数仍然高于1，录得1.03；中型企业降至0.62，接近2020年二季度的历史最低值0.61；小型企业基本与一季度持平，弱于2020年二季度；微型企业二季度录得0.47，再创新低，也弱于2020年同期。

各类性质企业二季度CIER指数均低于1。其中，上市公司的CIER指数最高，为0.86，民营为0.64，股份制、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分别为0.59、0.53、0.41，国企的CIER指数最低，为0.30。

58同城、赶集直招：2022年二季度人才流动报告

“工作环境恶劣、超标的工作时长、薪资微薄”曾是贴在蓝领等制造业、服务业等基层用工群体头上的标签，近年来，产业融合与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制造业、服务业等用工群体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如今，掌握着专精尖技术、品质服务的“新蓝领”已经告别“铁锈地带”，凭借职业自由度高、收入可观的优势成为不少劳动者的就业新去向。根据58同城、赶集直招近日发布的2022年二季度人才流动报告，制造业等技能人才需求领跑二季度就业市场，深圳成为理想就业地，这次求职者的目标不是“大厂”而是“工厂”。

深圳offer令人心动 上海复工“诚意”足

经济发展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是影响人才城市流动的两大显著因素。近年来，乘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东风，深圳的制造业与信息产业并驾齐驱，在“工厂”与“大厂”的吸引下，深圳成为“中国最大吸才城市”。

今年4月，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将“制造业”与“立市”放在一起，随后发布30条举措进一步明确“工业立市”，连番举动，提振了深圳制造业信心，也让更多劳动者决心成为新一代“南下逐梦人”。根据58同城、赶集直招发布的2022年二季度人才流动报告，深圳不仅在二季度求职投递活跃度名列前茅，与一季度相比，投递量环比增速也最为显著，为43.58%。

在深圳的带动下，2022年二季度，珠三角城市群求职投递同比上升最为明显，增幅为47.06%。与此同时，京津冀、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求职投递也表现为同比快速上升，增速均在40%以上。

各大城市群的代表城市也对求职者展现出较大的吸引力，除深圳外，成都、重庆、长沙、广州、北京、东莞、杭州、武汉、郑州等城市成为二季度引才代表城市。从数据中不难看出，求职者在城市选择上已经不局限在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求职热度日渐走高。同时也反映出人才在城市流动过程中，对经济有潜力、保障有体系、环境有特色的宜居城市更为偏爱。

在用工需求方面，随着二季度疫情得到有效防控，一系列援企纾困政策举措效果正在显现，经济回升带动各城市用工需求激增。根据2022年二季度人才流动报告显示，成都、重庆、武汉、东莞、温州、北京、深圳、廊坊、广州、杭州等城市招聘需求旺盛，各城市企业的发展信心、经营预期正在企稳转强。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受特殊环境影响，在二季度经历了大面积停产到有序复工，人才产生较大流动。为加速复产复工，上海企业给出了较高的薪资待遇，企业招聘薪资位居首位，平均招聘月薪为11658元。此外，南京、杭州、深圳、北京、武汉平均招聘薪资也超过10000元。总体来看，2022年二季度，全国整体平均招聘月薪同比上升0.89%，为9283元。

求职者扎堆当进工厂 “一线”岗位成为时髦选择

在全国，像深圳一样提出“工业立市”或“制造强市”的不在少数，包括广州、天津、合肥、常州乃至汕头、江门等地，无不将工业作为城市晋级的助推剂。在此背景下，制造业“用工荒”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伴随自动化、智能化日益普及，技能型人才成为工厂老板们争抢的“香饽饽”。

在机遇面前，思想观念已然发生变化，探寻人才流动轨迹，求职者扎堆进“工厂”已不是新鲜事。58同城、赶集直招的调研数据显示，2022年二季度，求职活跃度最高的职位当属普工/技工。

与此同时，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服务业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风口，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消费需求回升，服务业发展潜能预期较高，因此成为众多人才择业、扎根成长的“孵化所”。快递小哥、家政阿姨、网约车司机等“新蓝领”职位，成为人才流动中的“热门选项”。

二季度，求职活跃度TOP10职位分别为：普工/技工、人事/行政/后勤、服务员、超市/百货/零售、司机/交通运输、家政保洁/保安、送餐员、销售代表、电商客服、快递员。其中，电商客服、服务员类职位求职投递环比增幅较大。可见，重技能、凭实干、多劳多得的“一线”岗位，更受求职者的青睐。

从收入上来看，物流/仓储类、餐饮、司机/交通服务、房产中介、金融/银行/证券/投资、保健按摩、运动健身职位均在二季度实现月入过万，其中，受夏季瘦身消费需求激增影响，运动健身职位月薪同比增长最快，增幅为10.04%，环比一季度上升1.29%，达到10198元。不过，重人脉、看资历的高级管理类职位薪资则更胜一筹，平均招聘月薪为12150元。

写在最后

蓝领等基层用工群体的身份内涵和象征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变迁不断流动、更新。就像蓝领岗位不再囿于“铁锈地带”，应聘面试也在数字化的助力下，从线下搬到线上，由单纯的文字沟通升级为直播互动。

为提升广大劳动者求职效率与应聘体验，58同城、赶集直招通过丰富多元的招聘活动，为求职者精准对接高薪优岗。眼下，超职季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58同城携手全国百万家优质企业，为求职者释放海量覆盖全行业的优质职位，并通过直播招聘等智能化求职渠道，全力以“服”促就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22年第二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

为了更好服务于用人单位招聘用工和劳动者应聘求职，同时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提供数据参考，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近期组织102个定点监测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收集汇总2022年第二季度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较为紧张的招聘、求职需求职业岗位信息，形成“2022年第二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现向社会公布。

一、数据来源

本期数据来源于全国102个定点监测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填报的人力资源市场招聘、求职数据。

二、数据构成

本期数据由“序号”“职业名称”“职业代码”“职业定义”“需求典型城市”“上期排位”六个部分组成。“职业名称”“职业代码”“职业定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版）》的职业分类标准。“需求典型城市”是指填报该职业需求的典型城市名单，排在前面的城市需求缺口大于排在后面的城市。“上期排位”表示上期（2022年第一季度）该职业的排位情况。

三、编制方法

本期数据采集各定点监测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力资源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缺口排名前20的职业岗位信息，综合考量岗位缺口数量、填报城市数量等因素，经加工汇总整理形成，按“招聘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岗位缺口数量和填报城市数量加权取值后从大到小排列，排在前面的职业需求缺工程度大于排在后面的职业。

四、数据说明

按照上述方法，汇总形成《2022年第二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版）》分类标准，100个职业中，37个属于第六大类——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37个属于第四大类——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21个属于第二大类——专业技术人员，3个属于第三大类——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1个属于第一大类——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1个属于第八大类——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与2022年第一季度相比，招聘需求和求职人数持续回升，制造业缺工状况持续，电子信息产业缺工情况较为突出，“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半导体芯片制造工”“电子仪器与电子测量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新进排行，“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人员”缺工程度加大，“电子产品制版工”进入排行“前十”,位列第9。

2022年上半年自然灾害致178人死亡失踪 生产安全事故逾万起死亡8870人

财新网：2022年上半年，中国的自然灾害以洪涝、风雹、地质灾害为主，干旱、地震、低温冷冻和雪灾、森林草原火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3914.3万人次受灾，因灾死亡失踪178人，紧急转移安置128.2万人次，倒塌房屋1.8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3618.9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888.1亿元。

7月21日，应急管理部举行的7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披露了上述数据。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说，上半年全国灾害阶段性区域性特征明显，1—4月份，全国灾害形势较为平稳，5—6月份洪涝灾害较为严重，总体上南方灾情重于北方，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全国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超警河流多，珠江流域汛情重，南方多地出现城乡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给农业、工矿商贸、基础设施等造成较大损失。二是全国共出现19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少于近5年同期均值，风雹灾害点多面广，局地雷击事件造成人员伤亡。三是华南、华北、西北等地发生阶段性旱情，给局地农业生产造成影响。四是我国大陆地区共发生16次5级以上地震，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未造成较大人员伤亡。五是全国共遭受18次冷空气过程影响，较常年同期均值偏多，低温冷冻和雪灾主要影响西南、中南等地。六是森林草原火灾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以上森林火灾。

申展利还介绍了全国的安全生产形势。上半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11076起、死亡8870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呈现“三个下降”的特点，即：生产安全事故总量、重大事故、较大事故同比下降。但部分地区和行业领域事故多发，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从地域看，新疆、西藏、重庆、甘肃、青海、辽宁较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双上升”，贵州、辽宁、湖南发生重特大事故。

申展利说，从行业领域看：一是住建领域非法违法建设问题突出，发生了贵州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金海湖新区项目工地“1· 3”重大滑坡事故和湖南长沙市望城区“4·29”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此外，地下施工作业、燃气爆炸事故多发。

二是矿山领域事故下降，但非法违法开采问题突出，特别是发生了造成14人死亡的贵州黔西南州三河顺勋煤矿“2·25”重大顶板事故和造成8人死亡、13人受伤的贵阳市清镇市利民煤矿“3·2”瓦斯超限较大事故，影响极为恶劣。

三是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事故上升，产业转移项目和老旧装置屡屡发生事故，一些化工企业违法违规生产经营，动火作业和检维修等环节安全风险突出。四是交通运输业事故多发，民航铁路、水上交通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突出，道路运输发生多起10人以上的重大涉险事故。五是工贸领域中，冶金、机械等行业生产作业事故多发，钢铁、电力等企业环保设施新风险突出，一些工贸企业火灾事故多发，经营性小场所“小火亡人”风险较大。

目前已进入“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应急管理部应急指挥专员张家团说，根据预测，今年“七下八上”期间，中国主雨区在北方，松花江、淮河等流域可能会发生比较重的汛情，海河，包括辽河、黄河下游，以及珠江流域西部可能发生局地洪涝灾害。另外，江南、华南以及西北部分地方降水偏少，华东、华中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夏旱；登陆台风可能在1—2个，路径以西行为主。总体来看“七下八上”期间，防汛抗旱的形势比较复杂严峻。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22年度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中国交通新闻网报道：

7月29日，《202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召开。报告选取国内44个主要城市，汇聚9000万人的职住通勤数据，用通勤时间、通勤空间、通勤交通三个方面的9项指标，呈现国内城市职住空间与通勤特征的变化情况。

“幸福通勤”比重下降，超1400万人单程通勤超60分钟

5公里以内的通勤距离被认为是“幸福通勤”。《报告》表明，2021年主要城市幸福通勤比重全线下降，同比降低2个百分点。特大城市的平均通勤距离增长显著，10个特大城市中7个城市同比增加超过0.5公里。

职住分离度方面，厦门指数最低，也是去年唯一通勤距离没有增加的城市，通勤效率稳步提升。从全国来看，近七成城市职住分离增加，郑州、青岛、徐州增幅最为显著。

通勤时间也是居民感知城市交通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报告》表明，2021年，中国主要城市中76%的通勤者45分钟以内可达，22个城市同比下降。超过1400万人单程通勤时长超过60分钟，承受极端通勤。七成主要城市极端通勤增加，其中，北京同比增加3个百分点，是全国极端通勤人口最多的城市。

苏州、南宁轨道提升通勤效率最显著，深圳公交保障水平最高

在200公里轨道规模的城市中，苏州和南宁轨道覆盖通勤效益最显著，平均每新增10公里轨道，覆盖通勤人数提高2.2—2.4万人。

轨道规模300公里以上的城市中，成都、武汉、重庆轨道覆盖通勤比重取得较快提升，但整体公交45分钟通勤保障能力未能得到显著改善。《报告》还表明，随着线网规模增长，轨道覆盖的通勤人数增速会放缓。去年，300—500公里以上轨道规模的城市覆盖通勤人数仅提高1.4—1.6万人。

在“公交45分钟通勤保障能力”方面，去年全国主要城市中，45%的通勤者45分钟公交可达，同比持平。深圳市凭借高密度轨道交通线网，与配合紧密的公交衔接，具有超大、特大城市中最高的公交保障水平。

《报告》同时指出，轨道站外时间占全程出行时间的比重高，交通接驳正成为整体公交服务能力提升的瓶颈。

青年更依赖轨道交通，建议住房保障尽量契合通勤需求

继关注幸福通勤、低碳通勤后，本年度报告特别关注了青年通勤。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6个城市中，近80%青年通勤时间在45分钟以内。其中，杭州青年通勤时间在45分钟以内的比重最高，达到86%，通勤时耗最长的北京也有近60%的青年通勤时间在45分钟内。

《报告》表明，青年更依赖轨道交通。成都轨道覆盖青年通勤比重达到38%，是目前国内城市中的最高水平。广州、深圳和上海青年人群轨道覆盖通勤比重也达到30%以上，高于城市平均水平。

更多青年人选择居住在城市中心15—20公里圈层处，接近北京五环、上海外环、深圳绕城高速，以平衡居住成本与通勤时间。

此外，《报告》建议，为青年人群提供住房保障需尽量契合通勤需求，保证选址在15公里圈层内，符合轨道车站2公里范围“骑乘骑”慢行接驳要求。

协作者：新冠肺炎疫情中困境农民工家庭需求分析报告

报告背景

从2021年12月开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进入第四波流行高峰。此轮疫情，主要为奥密克戎病株，传播快，隐匿性强，疫情爆发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从2022年春节假期（2月上旬）结束以来，随着学生春季开学、企业复工复产等带来的大规模流动，以及4月初清明假期等人员聚集性活动增加等，国内多地多点发生本土聚集性疫情（以下简称：本轮疫情），部分省市地区经历了小区封控、交通管制、停工停产或停学等不同政策，对不同地区人群的就业就学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疫情之下，困境农民工家庭是城镇中最边缘弱势的群体之一[1]。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协作者）[2]一直致力于提升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生存与发展质量[3]。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情况下，协作者于1月22日紧急启动了“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依托分布于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和江西农村地区的服务网络，快速识别出脆弱性较大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并从服务对象数据库中抽取了46个困境农民工家庭作为样本，在疫情不同阶段开展了五轮动态监测，并从需求监测、信息救援、物资救援、生计救援、能力建设和政策倡导等多个角度，为困境农民工家庭持续提供救援服务。

在2021年7月，针对在南京发生的疫情开展了第六轮动态监测并提供了救援服务。为了准确掌握本轮疫情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影响，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专业服务，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意见参考，协作者于2022年4月上旬启动了第七轮疫情下的困境农民工家庭需求动态监测评估工作。

评估对象

结合协作者过往服务经验，本报告中，困境农民工家庭符合以下“1-3”中的两条或两条以上标准，兼具4和5特点[4]。

1.因为疾病、劳动权益受侵害、遭遇突发事故等因素而陷入困境，且缺乏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家庭；

2.家庭结构不完整的有子女的农民工家庭（如：单亲、隔代抚养、亲属抚养）；

3.家庭支出大于收入，支付子女学习和生活费用困难的农民工家庭；

4.社会交往面狭窄，缺乏与其他农民工家庭以及城市居民接触交流机会的农民工家庭；

5.自我认同及社会认同度低，极易陷入社会排斥和自我否定的农民工家庭。

在本轮动态监测中，协作者继续依托五地服务网络，由21名社会工作者共访谈了43个家庭，其中有29个家庭为原动态监测对象[5]，14个为新增困境农民工家庭。

本轮动态监测的主要发现

本轮动态监测发现，自2022年2月份春节假期结束以来，困境农民工家庭普遍受到本轮新冠疫情的影响。在工作方面，本轮疫情对困境农民工工作影响较大，且比2020年首轮疫情影响更为严重，主要影响包括工作量减少，收入明显减少。

在生活方面，本轮疫情对困境农民工家庭同样造成较大影响，同比2020年首轮疫情更为严重，主要影响包括造成家庭生活开销紧张，因收入减少和担心感染病毒而产生焦虑情绪等。

在儿童方面，部分地区困境农民工家庭儿童受本轮疫情影响，均有一段时间在家线上学习，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的家庭无法有充分满足在线上课需要的设备或网络条件。除此以外，在所有受访家庭中，超过一半的儿童的社会交往受到较大影响，外出与同伴交往减少。

（一）本轮疫情对困境农民工家庭工作的影响

• １.本轮疫情对困境农民工工作影响较大，且比2020年首轮疫情爆发时影响更大

（1）72.09%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本轮疫情对其工作产生了影响

其中，32.26%的困境农民工认为此次新冠疫情对其工作的影响“非常大”，45.16%的认为影响“很大”。

对工作的主要影响包括工作量减少导致收入降低，人流量减少没有生意，受疫情防控要求和限制导致就业存在困难等。

孩子叔叔每天干活都需要去做核酸，如果有活了，就会提前一天通知；孩子爷爷承包了超市废品回收的工作，但是超市到现在根本没有生意，一个星期跑两三趟也都卖不到，因为超市里的货卖不掉，不用上新货。

——案例26

从老家回来城市的时候找了零工，但是显示我的健康码到期（无效）了，自己年龄大了也搞不懂，人家（工作单位）看没有健康码也不要。

——案例39

22.58%的困境农民工认为本轮疫情对工作“有一定的影响，但还好”，主要是该部分困境农民工认为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常态化，加上身边没有发生感染的病例，所以并没有感知到本轮疫情对工作的影响与以往有何不同。

隔几天做一次核酸，工厂里面会定期安排，对我们来说多少有一些影响，但是没有发生在自己身边，感觉就像平常一样。

——案例37

（2）多重原因导致45.45%的困境农民工认为本轮疫情比2020年首轮疫情爆发时对工作的影响程度更严重

主要是因为2020年疫情爆发时正值春节假期，大部分人正处于停工休息阶段，且疫情主要集中在国内某些城市，以及当时封闭时间不长，大家整体出行流动率不高；而2022年春节以来新冠疫情多点频发，一些地方封控措施和要求会影响或者限制工作。

2020年因为过春节，我们都在老家，那时候只有武汉比较严重，其他城市还好。2022年疫情是遍地开花，普遍都受到影响。

——案例44

（2022年春节以来），有的工地，如果健康码、行程卡和核酸检测没有按照流程规定办，就没有办法进入工地。有时候下班回来晚，做核酸的地方已经关门就做不了了，就没有办法去其他工地开工了。

——案例66

除此以外，也有困境农民工家庭提到了疫情的持续对经济形势、社会生产以及居民消费等造成的叠加影响，因此觉得2022年疫情较2020年的影响更为严重。

比如对于经营小生意、在服务行业打工等受到人流量明显影响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而言，疫情的影响更为直观——一方面，在疫情爆发的地区，人们出行意愿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封控、生产停滞等原因导致人们的收入下降，消费的意愿和能力也都会受到影响。

（2020年）那时候还可以跑车的，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疫情久了，经济不好了，反正没人坐车了，出去根本接不到单子，孩子的爸爸早上四点多出门，一个上午有时候只能接到一单或者两单，扣掉油费，有时候在外面吃个早餐，扣掉这些开销之后，等于就是没有收入了。

——案例22

因为有疫情，工地不上工，饭店没人吃饭，洗碗洗盘子的活都没有，我们外地打工的，不就是干这些活吗。

——案例56

30.30%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本轮疫情比2020年首轮疫情对工作的影响较轻，主要是因为2020年疫情封控更为严格，当时无法外出找工作和购买生活用品，现在疫情防控比较有序。

2020年疫情影响更大，因为当时进出村口都会有人守着，进出很不方便，所有人都得检查，现在虽然也会有人守着，但主要是检查外来的人，对居住在这里的人不怎么检查。

——案例37

• 2.本轮疫情对困境农民工工作的最大影响是工作量减少，收入明显减少

（1）66.67%的困境农民工认为本轮疫情对工作造成的主要影响是“活少了/工作不好找了”

因为我们在的这个区之前是中风险地区，不允许工地开工，我在公司的装修部，没有活儿，原来一天能有两百多，现在做点散活，清理工地，一天一百多，三天两头就休息。

——案例59

现在4月底公司说可能会放长假。公司说受疫情影响，生产需要的材料卖不进来，产品也没有办法出口，2022年工厂的库存满了。之前我们是按照一个月22个工作日上班，正常到手能有3300-3400元，现在就是有一个保底工资，2900元/月。

——案例35

除了工作量减少，受疫情防控政策影响，困境农民工表示疫情对工作的影响还包括服务场所人流减少，工作人员要定期核酸，服务场所要定期进行环境监测等，这些都对工作产生了直接影响。

我在自家小超市上货收银，店里的人每天都得排一个半小时的队做核酸。因为街道规定，我们必须全部做核酸，不做的话健康码就得弹窗。或者因为没有做核酸被检查出来的话就要关一个月的门。另外，超市环境检测需要缴费，一次交100元，大概10天左右就要做一次。再有就是要对顾客扫码测体温，以前不需要，现在从开门到结束，必须得有一个人负责。

——案例55

（2）36.36%的困境农民工工作发生了变化，但主要不是受疫情直接影响

该部分困境农民工家庭主要是因为生病、回老家、单位内部矛盾等导致工作发生了变化，和本轮疫情影响相关性不大，只有两个家庭明确提到是受到疫情影响换了工作。

这和协作者一直以来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的服务需求理解一致——困境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早于疫情存在，在疫情之后依然存在，其应对疫情灾害的脆弱性并非仅仅来自于资源缺乏，是该群体组织、健康、劳动权益长期缺失，在疫情时刻的集中体现[6]。

（3）受本轮疫情影响，72.73%的困境农民工工作收入减少

其中，66.67%的困境农民工表示收入明显减少，6.06%的困境农民工认为收入稍有减少，以及有21.21%的困境农民工收入与之前持平。

如前所述，困境农民工整体工作量减少，加上行情不好，零工单价也下降了。

以前行情好的时候，一个月还能干二十来天，不好的时候也能干十七八天，现在一个月有活不超过十天，每天收入最高也不会超过180元，有时候中午还不管饭。没想到北京今年还有120元一天的活，多少年都没有这么低的工资了，多少人20天才干上一两天的活。

——案例56

（二）本轮疫情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生活的影响

• 1.本轮疫情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生活影响较大，且比2020年首轮疫情爆发时影响更大

（1）74.42%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本轮疫情对其生活产生了影响

25%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本轮疫情对其生活的影响“非常大”，37.50%的认为影响“很大”，以及37.50%的认为“有一定的影响，还好”。

（2）47.06%的困境农民工认为本轮疫情比2020年首轮疫情爆发时对生活的影响程度更严重

主要因为该部分家庭认为本轮疫情比首轮疫情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更加严重，一是物价上涨，生活成本增高更加明显；二是消费需求下降导致服务需求减少更加明显，挣不到钱家庭开销紧张；三是疫情防控导致出行和生活等受限更加明显。

生活费增加，物价上涨，感觉东西比两年前贵了很多，出行也很受影响，以往每年回老家看老人两次，但因为疫情想回去也回不了。

——案例55

现在去哪里都要戴口罩，不做核酸不能坐车，从外地回来要去村委报备。

——案例51

20.59%的认为本轮疫情对生活的影响与2020年一致，主要因为疫情爆发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工作，家庭开销都比较紧张，区别不大。

差不了多少，我就没有买过新鲜的菜吃，到超市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剩下的菜会打特价，我就会买一点回来。

——案例26

29.41%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2020年疫情对生活影响更为严重，主要是觉得2020年疫情刚发生的时候手足无措，现在已经比较习惯，可以正常工作生活。

（疫情）刚出来那时候还在北京，都买不到口罩，哪也都不让走啊。这最近东北出现的疫情虽然也担心，但知道它是啥了。而且我们这基本上都没什么人外出，也没问题。

——案例43

• 2.本轮疫情对困境农民工生活的最大影响是家庭生活开销紧张

（1）收入减少（71.88%）、影响和他人交往（40.63%）和焦虑紧张（34.38%）是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对其生活造成的最主要影响

在家庭生活开销方面，34.38%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疫情对家庭生活开销“有影响，非常紧张”，28.13%的认为“有影响，比较紧张”， 34.38%的认为“有影响，但还能维持”，以及3.13%的认为没有明显影响。

买菜都买最便宜的菜，原来一天五六块钱的菜现在十多块钱，一把韭菜都吃两三天，怎么省怎么吃。

——案例52

孩子没有去托管了，这个月只能回到家里。不去托管的话，孩子的学习就会受到影响。

——案例35

（2）本轮疫情对农民工家庭关系影响较小

在亲子关系方面，59.38%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家庭亲子关系没有发生明显变化。18.75%的认为亲子关系有所加深/缓和，因为有更多的时间一起相处互动。

比以前感情增进了（一些），因为他在家上网课，剩余的时间没事我们就会在户外运动，我们在一起跳跳绳或者踢毽子，有时候也会一起散步。

——案例49

18.75%的认为亲子关系较以往紧张，主要是因为家长要操心孩子学习，因为不知道如何更好沟通而产生矛盾或冲突。

 

孩子在家上网课，看他们不认真，我也会去说；说多了，他们也会不高兴。他们上网课也不专心听，多少会产生一些矛盾。

——案例44

46.88%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家庭夫妻关系没有发生明显变化，3.13%的认为夫妻关系有所缓和/加深，12.50%的认为夫妻关系较以往紧张，主要是因为家庭没有收入，疫情在家因为家务分工等问题产生了矛盾。

因为不能上班，天天在家，有时候让他（老公）帮忙做点家务，干点活，有的时候会抬抬杠，有时候也会吵架……老公也是在家待得时间长，心情不好，烦躁。不能出去挣钱，他就会对我发火，发脾气。一个是因为工作，还有一个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能还社会一个安宁的日子.

——案例44

（3）担心疫情持续影响收入使得困境农民工家庭感到焦虑

本轮疫情，对困境农民工家庭心理和情绪的最主要影响是因为担心疫情持续影响家庭收入而感到焦虑（71.88%），其次是担心害怕感染新冠病毒（53.13%），以及担心因为疫情影响孩子学习（46.88%）。

没有经济来源，心里肯定有压力啊。一个是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是头是尾；第二个，你天天不能出门，天天搁家待着，心里怎么可能没压力呢？着急啊，也担心出门会不会感染。

——案例39

特别焦虑，又怕传染上疫情，小孩又上网课，我们也什么都不懂，又弄不好，比较焦虑。

——案例49

也有25%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表示已经习惯了疫情的反复，因此与2020年首轮疫情相比并没有额外担心。

两个孩子学习方面没有受到影响，情绪上也没有太大影响，防疫意识比较强，也会积极配合核酸检测工作。

——案例62

（三）本轮疫情对困境农民工家庭儿童的影响

• 1.在家上课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儿童中，超过1/3的家庭条件难以满足儿童上课或学习的需要

对于在家上课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儿童，本轮动态监测发现，61.11%的儿童能够有设备和网络满足正常在家上网课和学习的需要，但仍然有38.89%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儿童因为设备或者网络条件不充分，难以满足上课或学习需要，包括因为家庭有多个儿童无法有充足的硬件设备，以及家庭没有安装网络购买手机流量存在经济困难等原因。

孩子们上网课用的是手机网络，太贵了，想考虑装个网线省点钱。就我一个手机，不舍得让她看，看一会儿就好多钱。花费变多了，现在100多块钱，原来七八十块钱。

——案例7

四个孩子没办法一起上网课，因为条件有限，他们只能轮流上，比如说一个早上、一个中午、一个下午这样子。课是录好的，可以回播。

——案例22

对于本轮疫情下在校上学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家长在本次访谈中表示，一旦疫情紧张起来，学校就会要求儿童做核酸，包括定期监测家长是否有出城等情况，这些也对孩子及家庭造成了影响。

学校看得紧，也没有停课什么的，就是老做核酸的，就是学校老问家里人有没有出城的，三天两头地问。

——案例26

• 2.近一半的困境农民工儿童受疫情影响减少了外出和同伴交往

除上学以外，47.06%的家长表示受疫情影响，孩子减少了外出以及与同伴交往的频率，因为要减少在外感染疫情的风险，以及受到疫情防控的要求和限制。

孩子上学时间比较紧张，基本没有时间出去，学校也不让孩子出去，每天都要出示行程码。

——案例58

孩子有时候想要出去玩，但是我不敢让她出去，要是感染了疫情，家里本来就没有钱那怎么办，我就害怕。

——案例7

（四）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困难以及社会支持情况

 

• 1.困境农民工家庭遇到的最大困难依旧集中在经济和医疗两个方面

在本轮动态监测中，90.7%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自2022年春节以来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最大的困难依旧集中在经济（56.41%）和医疗（25.64%）两个方面。

在经济方面，54.54%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其困难与疫情直接相关，主要是因疫情造成的工作量减少导致收入减少带来的家庭开销压力。

最大的困难就是疫情，上不了班，挣不了钱。

——案例62

其它与疫情非直接相关的经济压力，如前所述，是困境农民工家庭长久以来面临的困难，包括因为年龄大、缺乏技能等原因找不到工作。

在医疗方面，困境农民工家庭主要因为生病做手术、吃药、住院等存在较大困难。疾病是造成农民工家庭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前调查显示，25.17%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存在家庭成员患病的情况[7]。疫情对这些本就因为经济困难而影响医疗的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我身体不好，想要做手术，但是没钱，需要一万多。

——案例23

2.近八成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在遇到困难时有主动寻求支持，非正式支持依然是主体

在明确表达存在困难的32个困境农民工家庭中，78.13%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表示有主动寻求支持。

通过对困境农民工家庭提供的支持方的分析后发现，65.57%的支持来自于亲戚老乡、朋友同事、邻居和房东等非正式支持网络，他们提供的支持主要包括小额借款、防疫物资、房租宽限期限、照顾孩子、心理疏导等。

在正式支持网络中，困境农民工家庭主要接受来自于公益组织（18.03%）、学校(6.56%)、工作单位（6.56%）和政府职能部门（3.28%）的服务与支持。

（五）困境农民工家庭规划情况与对疫情的看法

1.39.53%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规划意识和能力仍存在明显不足

在本轮动态监测中，在问到对于接下来一年的计划时，39.53%的困境农民工家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没有计划，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因为认为计划没有用，“计划不如变化快”，不知道怎么计划等。与2020年48.95%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对未来生活完全没有规划相比，有了一些提升[8]。

没有什么规划，没有疫情之前，生活还是有规律的，但是疫情之后，生活就没有什么规律了，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案例58

其他困境农民工家庭，谈到了自己关于未来一年就业或儿童上学的一些想法，包括考虑回老家，挣钱供孩子上学以及调整恢复身体等。

如果一直是这样没什么活儿，在外面赚不到钱的话，等解封之后，可以回老家了我就要回老家，回老家还可以在孩子身边。

——案例59

有较少几个困境农民工家庭对未来有相对比较明确的规划，包括明确寻找工作的方向、考虑换工作的时间安排，有为孩子上学需要筹集的预算等。

现在要先等两个上高中的儿子先参加高考，继续打零工，平时接一下孩子。孩子去上大学后，再考虑找一份保安的工作来干，两个儿子上大学可能一年得要三万多块钱，要抓紧赚钱，后面开销会比较大。

——案例60

• 2.超过一半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对一年后疫情影响情况感到不明朗

55.81%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对于一年后疫情影响情况认为“不好说，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主要是受到目前变化莫测的疫情影响。

谁也说不好，一会儿就有疫情，国内好一点，国外又严重，国内这两天又各地都有。

——案例6

13.95%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疫情依然会在，但对生活和工作影响不大”，主要是认为病毒可能会像流感一样存在，等到人们适应免疫之后，对人们的影响也会相对减弱。

同样也有13.95%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疫情依然会在，生活和工作会更糟糕”，主要认为病毒防不胜防，传播速度很快。

11.63%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疫情会结束，生活和工作恢复正常”，主要因为国家防疫政策做得好，医护人员不辞辛苦为民服务。

根据现在我们国家的发展情况，我估计在一年之内应该结束吧，因为现在全民要求得这么严，应该不会过分的发展，国家做得很到位的，我们还是相信中国的防疫政策做得好。在防疫工作方面，医务人员做得很突出，因为他们不辞辛苦，加班加点为市民服务，受益的是我们老百姓。

——案例67

• 3.疫情早日结束是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共同期待
  

无论是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还是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困境农民工家庭均表达了希望疫情能够早日结束的期待，也从相信国家，更好地做好个人防护，配合防疫政策等方面做出积极配合的承诺。

自己做好防护，不给国家添乱，只要政府有理有据地做好防疫措施，疫情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案例44

服务建议

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疫情防控一直在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采取的积极有效措施也得到了各方高度的肯定。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新冠疫情使人类的脆弱性及其所面临的挑战暴露无遗，它清晰地揭示了目前社会发展呈现的不均衡不充分现象，尤其是对处于边缘的困弱群体的影响。

与之前多轮监测相比，本轮动态监测有以下三个主要发现：

第一个，困境农民工家庭就业困难、生活困难和儿童就学困难的问题始终存在。我们需警惕的是疫情持续和反复而产生的叠加效应，导致本轮疫情影响较首轮疫情更严重；与此同时，作为对抗脆弱性的重要能力——困境农民工家庭的规划意识和能力以及社会保障条件依然比较欠缺。

第二个，疫情常态化之下，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疫情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会随之扩大。需要警惕的是，一方面是对疫情影响的习以为常，另一方面，在习以为常之下，困境农民工家庭一些最基础的需求更容易被外部忽略，比如儿童营养未能得到有效保障、家庭成员疾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依然有困境儿童因为缺少手机和网络而无法在家充分上课，以及困境农民工家庭依旧因担心病毒感染和经济压力而感到焦虑等等，这些次生影响将会让家庭陷入恶性循环，更难从困境中走出及恢复。

第三个，疫情常态化之下，各方对“困境农民工视角”的理解与考虑不充分。我们在之前的报告中提出了要做好农民工的疫情防控和服务，需要有“家庭”视角，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建立“困境农民工”视角。困境农民工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就业年龄偏大，主要为非正规就业，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弱，数字化智能设备的工具匮乏，应用能力也较差。而随着疫情防控技术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困境农民工家庭无论是在就业还是儿童就学等方面，更容易“被掉队”。

视角缺失的后果是政策与服务的缺位与偏离。比如说有地方针对疫情采取了给予务工者停工补偿的政策，但是仅提供给有签署劳动合同且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按照规定缴纳社保的员工，并没有充分考虑像缺乏社会保障的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他们恰恰是受疫情冲击最大的脆弱群体。

针对本轮监测的主要发现，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梳理与反思困境农民工家庭脆弱性类型及根源，多方联动构建抗疫服务保障网络

总结反思过去两年来困境农民工在疫情下脆弱性的具体表现，分析哪些政策和服务措施发生了积极的效果，哪些效果较弱，从而科学地识别出需要重点回应的脆弱性，并判断其属于态度、物质抑或是组织层面的类型，针对不同类型的脆弱性，有针对性地制定干预策略。

1.针对长期存在的脆弱性，如非正规/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缺失问题，制定中长期的干预规划，弥补临时性救助的短板，夯实政策与服务基础；

2.针对不同类型的脆弱性，如困境儿童上网课困难、心理压力大/焦虑、缺乏规划等问题，政府和基金会等资源方可据此编制购买/资助公益服务项目目录，通过资源配置，引导和支持专业力量实施精准服务；如针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的焦虑情绪问题，政府、妇联、工会和社区等部门要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将防控服务与心理服务相结合，针对性地提供心理支持或寻求心理专业人员/资源的支持；

3.针对需要整合性干预的脆弱性，如社会支持网络缺失问题，以社会工作为专业支撑，发挥其“五社联动”、资源整合、社会团结的专业功能，促进政府、用工单位、社区、学校、公益组织等多方有效联动。

（二）将救助性服务与发展性服务相结合，消除脆弱性的同时，提升其可持续的发展能力，使困境农民工群体能够有尊严地获得帮助，体面地劳动和生活

1.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消除地域和户籍的藩篱，使其在务工所在地即可享受跨地域医疗费用报销、低保等救助政策，使救济成为提升其对抗脆弱性的能力保障；

2.借鉴社会工作优势视角，疫情防控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应与困境农民工家庭建立平等合作关系，一方面看到他们因为教育程度低、年龄偏大和收入低等因素造成的数字化设备和技能不足，改进防疫措施，从支持性服务的角度而非管控的角度协助其对抗病毒、促进就业；另一方面要鼓励其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发掘、听取和借鉴其对疫情防控和社区建设的意见，从而使疫情防控从简单的“防控”转变为常态化下的支持性服务；

3.一方面需要积极整合资源为生存困难的困境农民工家庭提供直接的物资救助，另一方面也需要将帮扶服务与能力建设服务结合，实现“预防-救助-发展”的服务整合。

（三）将常态化防控与社会建设结合，建设多方联动的服务体系

1.将常态化防控与社会建设结合。在社会工作服务视角看来，应急状态下的紧急救援/疫情防控只是灾害管理的阶段性工作，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防控工作的基本策略应是在社区中有策略地开展一系列活动，以降低潜在危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帮助社区减轻或消除脆弱性，增强能力，减轻疫情对人们的影响，将预防-治疗、救助-发展结合起来，避免常态化防控简单地重复应急管控措施，过度防控的问题。如在社区持续开展灾害管理能力建设服务，包括和困境农民工家庭开展疫情回顾小组、灾害管理技能培训、灾害管理支持系统建设等，提升困境农民工灾害管理意识和能力，促进其主动参与社区与社群服务。将常态化防控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那么疫情防控工作就会成为促进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社会救助、经济生产和科研教育等社会建设活动的重要手段[9]。

2.促进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方协同。疫情防控的短板在社会活力不足，三方协同的短板在社会发育不足，建议一是加大购买社会组织承接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一方面发挥社会组织的参与优势和社会工作的专业功能，服务民生；另一方面通过购买服务，引导、培育和发展社会力量参与常态化防控；二是将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纳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确保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参与应急管理规划设计、减灾防灾能力建设、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等各个环节，从而建立政社协同、多方参与的应急响应长效机制[10]。

文章标注

[1] 关于“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定义，详见本文中第二部分“评估对象”说明。

[2]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协作者）是我国成立最早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也是民政部第一批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单位。秉持“团结协作 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协作者通过开展服务创新、教育倡导和专业支持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社会工作服务，在回应农民工及其子女现实需求的同时，协助其在服务参与中由受助者成长为助人者，并在实践中开展行动研究，总结提炼本土经验，推动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的发展。目前，协作者的服务模式被复制推广到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和江西农村地区，分别成立了南京协作者、珠海协作者、青岛协作者和江西协作者，各地协作者独立运作，彼此支持。详细信息可登录查阅官方网站：http://www.facilitator.org.cn。

[3] 自2003年2月成立以来，协作者开展的第一个服务就是农民工抗击非典紧急救援行动，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需求，开展了非典物资救援、信息普及、减灾能力建设与倡导等服务，并出版了《流动在边缘——农民工调查报告》；2008年，针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北京、南京、珠海三地协作者启动了农民工应对金融危机干预行动，开展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并发布《生活在继续——一份来自民间视角下农民工严重的金融危机调查报告》；此外，协作者每年都会针对困境农民工及其子女开展救助服务，从紧急救援、减灾能力建设，到培育灾害管理志愿者，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灾害管理和实践研究经验。自2015年以来，北京协作者已经执行过四个中央财政支持的社会服务示范项目，为包括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内的困弱人群提供了心理疏导、亲职教育、教育救助、健康服务、能力建设和社区融入等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4] 引用自：协作者云社工.《脆弱与潜能——疫情下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摘要版），协作者云社工. 2020.09.03。

[5] 其他未纳入此次动态监测的对象，有13个家庭在过去两年的时间内，通过个人和社会的支持，已逐步走出困境，目前不属于困境救助对象，有4个家庭在此次回访时因为工作或家庭情况不方便参与调查。

[6] 引用自：协作者云社工.《脆弱与潜能——疫情下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摘要版），协作者云社工. 2020.09.03。

[7] 引用自：协作者云社工.《脆弱与潜能——疫情下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摘要版），协作者云社工. 2020.09.03

[8] 协作者云社工，《脆弱与潜能——疫情下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摘要版），协作者云社工，2020-09-03。

[9] 李涛，如何做好常态化防控——基于社会工作服务视角的三个建议，协作者云社工，2020-05-01。

[10] 李涛，如何做好常态化防控——基于社会工作服务视角的三个建议，协作者云社工，2020-05-01。

协作者课题组：

李涛 李真 潘愉 任文欣 韩思稳 池艺 王瑞海 李代娣 吕强 李雪 姚丽 盛宏成 王修远 车晓琳 张善媛 刘萍 孙莉 袁晶 刘玉方 丁石 黄希 吴志葵 范旭芳 杨童珍

中国人民银行：2022年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

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城市进行了2万户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一 收入感受指数

　　本季收入感受指数为44.5%，比上季下降5.7个百分点。其中，10.8%的居民认为收入“增加”，比上季减少3.7个百分点，67.6%的居民认为收入“基本不变”，比上季减少3.9个百分点，21.7%的居民认为收入“减少”，比上季增加7.6个百分点。收入信心指数为45.7%，比上季下降4.3个百分点。

　

　二 就业感受指数

　　本季就业感受指数为35.6%，比上季下降6.9个百分点。其中，10.1%的居民认为“形势较好，就业容易”，44.3%的居民认为“一般”，45.6%的居民认为“形势严峻，就业难”或“看不准”。就业预期指数为44.5%，比上季下降6.0个百分点。

　

　三 物价和房价预期

　　对下季度，物价预期指数为60.4%，比上季上升1.7个百分点。其中，27.6%的居民预期下季物价将“上升”，50.8%的居民预期“基本不变”，9.4%的居民预期“下降”，12.1%的居民“看不准”。

　　对下季房价，16.2%的居民预期“上涨”，54.6%的居民预期“基本不变”，16.0%的居民预期“下降”，13.2%的居民“看不准”。

　

　四 消费、储蓄和投资意愿

　　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3.8%，比上季增加0.1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8.3%，比上季增加3.6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17.9%，比上季减少3.7个百分点。居民偏爱的前三位投资方式依次为：“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理财产品”、“基金信托产品”和“股票”，选择这三种投资方式的居民占比分别为45.1%、22.4%和15.5%。

　　问及未来三个月准备增加支出的项目时，居民选择比例由高到低排序为：教育（28.1%）、医疗保健（27.4%）、大额商品（18.7%）、社交文化和娱乐（18.1%）、购房（16.9%）、旅游（15.2%）、保险（13.9%）。

　　编制说明：

　　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是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起建立的一项季度调查制度。每季在全国50个（大、中、小）调查城市、400个银行网点各随机抽取50名储户，全国共20000名储户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储户对经济运行的总体判断、储蓄及负债情况、消费情况、储户基本情况等四个方面。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中的指数采用扩散指数法进行计算，即计算各选项占比，并分别赋予各选项不同的权重（赋予“好/增长”选项权重为1，赋予“一般/不变”选项权重为0.5，赋予“差/下降”选项权重为0），将各选项的占比乘以相应的权重，再相加计算出最终的指数。所有指数取值范围在0~100%之间。指数在50%以上，反映该项指标处于向好或扩张状态；低于50%，反映该项指标处于变差或收缩状态。

　　主要指数计算方法简单介绍如下：

　　1．物价预期指数：反映居民对下季物价判断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先扣除选择“看不准”的居民数，然后分别计算认为下季物价“上升”与“基本不变”的居民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2．收入感受指数：反映居民对当期收入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先分别计算认为本季收入“增加”与“基本不变”的居民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3．收入信心指数：反映居民对未来收入信心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先扣除选择“难以预计”的居民数，然后分别计算认为下季收入“增加”与“基本不变”的居民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4．就业感受指数：反映居民对当前就业情况感受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先扣除选择“看不准”的居民数，然后分别计算认为本季就业“增加”与“基本不变”的居民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5．就业预期指数：反映居民对未来就业预期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先扣除选择“看不准”的居民数，然后分别计算预计下季就业“好”与“一般”的居民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国家统计局：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一、农民工规模、分布及流向

 

　　（一）农民工总量增加，本地农民工增速高于外出农民工

 

　　2021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积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农民工就业总体稳定。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251万人，比上年增加691万人，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17172万人，比上年增加213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12079万人，比上年增加478万人，增长4.1%。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309万人，比上年增加208万人，增长1.6%。

 

图 1　农民工规模及增速

 

 

　　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7130万人，比上年增加78万人，增长1.1%；省内流动10042万人，比上年增加135万人，增长1.4%。从输出地看，中部地区跨省流动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56.6%，西部地区占47.8%，东部和东北地区外出农民工以省内流动为主，跨省流动农民工占比分别为15.1%和28.9%。

 

表1　2021年外出农民工地区分布及构成

 

 

　　（二）各区域输出农民工人数均有增长

 

　　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农民工10282万人，比上年增加158万人，增长1.6%；中部地区农民工9726万人，比上年增加279万人，增长3.0%；西部地区农民工8248万人，比上年增加214万人，增长2.7%；东北地区农民工995万人，比上年增加40万人，增长4.2%。

 

　　（三）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增加最多

 

　　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15438万人，比上年增加306万人，增长2.0%。其中，在京津冀地区就业的农民工2125万人，比上年增加49万人，增长2.4%；在江浙沪地区就业的农民工5339万人，比上年增加160万人，增长3.1%；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4219万人，比上年减少4万人，下降0.1%。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6571万人，比上年增加344万人，增长5.5%。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6280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在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894万人，比上年增加41万人，增长4.8%。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增量占全国农民工增量的49.8%。

 

表2　农民工地区分布

 

 

　　二、农民工基本特征

 

　　（一）女性和有配偶的农民工占比均有所上升

 

　　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4.1%，女性占35.9%。女性占比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30.2%，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41.0%。

 

　　在全部农民工中，未婚的占16.8%，有配偶的占80.2%，丧偶或离婚的占3.0%。有配偶的占比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有配偶的占67.7%，本地农民工有配偶的占91.6%。

 

　　（二）农民工平均年龄继续提高

 

　　农民工平均年龄41.7岁，比上年提高0.3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8.2%，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7.3%，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从农民工的就业地看，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6.0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32.6%，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8.2%；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8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65.8%，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15.2%。

 

表3　农民工年龄构成

 

 

　　（三）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提高

 

　　在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0.8%，小学文化程度占13.7%，初中文化程度占56.0%，高中文化程度占17.0%，大专及以上占12.6%。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在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7.1%，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在本地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5%，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

 

　　三、农民工就业状况

 

　　（一）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有所下降

 

　　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0.9%，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1.8%，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1%，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从事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4%，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6%，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7.1%，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9.0%，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表4　农民工从业行业分布占比情况

 

 

　　（二）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快于本地农民工

 

　　农民工月均收入4432元，比上年增加360元，增长8.8%。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5013元，比上年增加464元，增长10.2%；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3878元，比上年增加272元，增长7.5%。

 

　　（三）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快于其他地区

 

　　分区域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787元，比上年增加436元，增长10.0%；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205元，比上年增加339元，增长8.8%；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078元，比上年增加270元，增长7.1%；在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813元，比上年增加239元，增长6.7%。

 

　　（四）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最快

 

　　分行业看，农民工就业集中的六大主要行业月均收入继续增长。其中，从事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508元，比上年增加412元，增长10.1%；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710元，比上年增加323元，增长9.5%；从事建筑业农民工月均收入5141元，比上年增加442元，增长9.4%；从事住宿餐饮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638元，比上年增加280元，增长8.3%；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796元，比上年增加264元，增长7.5%；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民工月均收入5151元，比上年增加337元，增长7.0%。

 

表5　分行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及增速

 

 

　　四、进城农民工居住状况

 

　　（一）人均居住面积有所提高

 

　　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21.7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2平方米。其中，在500万人以上城市人均居住面积17.0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1平方米；在50万人以下城市人均居住面积25.5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2平方米。

 

图2　按城市规模分的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

 

 

　　（二）生活条件继续改善

 

　　进城农民工户中，居住住房中有取暖设施的比重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其中，市政或小区集中供暖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自行取暖的比重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住户中有电冰箱、洗衣机、洗澡设施的分别占68.9%、70.8%、86.5%，分别比上年提高1.9个、2.7个、1.1个百分点；有独用厕所的占71.7%，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能上网的占95.6%，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拥有汽车（包括经营用车）的占34.1%，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

 

　　五、进城农民工随迁儿童教育情况

 

　　（一）3-5岁儿童入园率有所提高

 

　　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含学前班）为88.2%，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3-5岁随迁儿童中，61.6%在公办幼儿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二）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在校率继续提高

 

　　义务教育年龄段随迁儿童的在校率为99.6%，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从就读的学校类型看，小学年龄段随迁儿童84.4%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2.9个百分点；10.5%在有政府资助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上年降低1.9个百分点。初中年龄段随迁儿童88.2%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7.3%在有政府资助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六、进城农民工社会融合情况

 

　　（一）进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有所增强

 

　　进城农民工中，41.5%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进城农民工在不同规模城市生活的归属感较上年均有提高。城市规模越小，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越强。从进城农民工对本地生活的适应情况看，83.0%表示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和比较适应。

 

　　（二）进城农民工参加所在社区、工会组织的活动更加积极

 

　　在进城农民工中，30.4%参加过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4.0%经常参加，26.4%偶尔参加。加入工会组织的进城农民工占已就业进城农民工的比重为14.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在已加入工会的农民工中，参加过工会活动的占84.5%。

 

　　附注：

 

　　1.调查简介

 

　　农民工监测调查：为准确反映全国农民工规模、流向、分布等情况，国家统计局2008年建立农民工监测调查制度，在农民工输出地开展监测调查。调查范围是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地域，在1587个调查县（区）抽选了8488个村和22.6万名农村劳动力作为调查样本。采用入户访问调查的形式，按季度进行调查。

 

　　农民工市民化调查：为准确反映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生活、居住状况和社会融合等基本情况，国家统计局2015年建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制度（简称农民工市民化调查）。调查范围是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镇地域，随机抽取了4.06万户进城农民工样本，由调查员使用手持电子采集终端（PAD），直接入户面访的形式采集数据。

 

　　2.主要指标解释

 

　　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

 

　　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

 

　　外出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进城农民工：指年末居住在城镇地域内的农民工。城镇地域为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区域，与计算人口城镇化率的地域范围相一致。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0个省（直辖市）。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个省。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3个省。

 

　　城市类型：按2015年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将城市划分为500万人以上城市、300-500万人城市、100-300万人城市、50-100万人城市、50万人以下城市。

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

2018年，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了第二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该调查覆盖11个省（市），采用国家统一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样本框，共抽样调查20226户48580人（调查方案详见附注一）。主要调查结果如下（活动分类和指标计算方法详见附注二、三）：

一、居民一天的时间分配

调查结果（详见附表1）显示，居民在一天的活动中，个人生理必需活动平均用时11小时53分钟，占全天的49.5%；有酬劳动平均用时4小时24分钟，占18.3%；无酬劳动平均用时2小时42分钟，占11.3%；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平均用时3小时56分钟，占16.4%；学习培训平均用时27分钟，占1.9%；交通活动平均用时38分钟，占2.7%（见图1）。

图1  居民一天活动的时间构成

 

二、个人生理必需活动时间

 个人生理必需活动，包括睡觉休息、个人卫生护理、用餐或其他饮食活动。居民一天中用于个人生理必需活动的平均时间为11小时53分钟。其中，男性11小时48分钟，女性11小时58分钟；工作日11小时45分钟，休息日12小时12分钟。

睡觉休息时间。居民睡觉休息平均时间为9小时19分钟。其中，男性9小时16分钟，女性9小时22分钟；工作日9小时13分钟，休息日9小时34分钟。

个人卫生护理时间。居民个人卫生护理平均时间为50分钟，其中男性48分钟，女性52分钟。按5岁为组距分组，20-24岁女性个人卫生护理平均时间最长，为58分钟。

用餐或其他饮食活动时间。居民用餐或其他饮食活动平均时间为1小时44分钟，其中工作日1小时43分钟，休息日1小时48分钟。按5岁为组距分组，15-19岁居民用餐或其他饮食活动的平均时间最短，为1小时35分钟。

三、有酬劳动时间

有酬劳动，包括就业工作和家庭生产经营活动。居民有酬劳动的平均时间为4小时24分钟。其中，男性5小时15分钟，女性3小时35分钟；城镇居民3小时59分钟，农村居民5小时1分钟；工作日4小时50分钟，休息日3小时17分钟。居民有酬劳动活动的参与率为59%。其中，男性67.4%，女性51%；城镇居民53.1%，农村居民68.1%；工作日64.5%，休息日45.1%。

就业工作时间。居民就业工作活动的参与率为38.4%。其中，男性46%，女性31.3%；城镇居民43.2%，农村居民31%；工作日44%，休息日24.5%。就业工作活动的参与者平均时间为7小时41分钟。其中，男性7小时52分钟，女性7小时24分钟；城镇居民7小时37分钟，农村居民7小时48分钟；工作日7小时40分钟，休息日7小时42分钟。按5岁为组距分组，25-29岁男性就业工作活动的参与者平均时间最长，为8小时6分钟。

家庭生产经营活动时间。居民家庭生产经营活动的参与率为23.1%。其中，男性24.6%，女性21.8%；城镇居民11.6%，农村居民41.1%；工作日23.3%，休息日22.7%。家庭生产经营活动的参与者平均时间为6小时14分钟。其中，男性6小时40分钟，女性5小时47分钟；城镇居民6小时1分钟，农村居民6小时20分钟；工作日6小时15分钟，休息日6小时12分钟。按5岁为组距分组，35-39岁男性家庭生产经营活动的参与者平均时间最长，为7小时26分钟。

四、无酬劳动时间

 无酬劳动，包括家务劳动、陪伴照料孩子生活、护送辅导孩子学习、陪伴照料成年家人、购买商品或服务、看病就医、公益活动。居民用于无酬劳动的平均时间为2小时42分钟。其中，男性1小时32分钟，女性3小时48分钟；城镇居民2小时45分钟，农村居民2小时39分钟；工作日2小时34分钟，休息日3小时4分钟。居民无酬劳动的参与率为70.2%，其中男性55.3%，女性84.2%。

家务劳动时间。居民家务劳动平均时间为1小时26分钟。其中，男性45分钟，女性2小时6分钟；城镇居民1小时19分钟，农村居民1小时37分钟；工作日1小时24分钟，休息日1小时32分钟。按10岁为组距分组，65-74岁居民的家务劳动平均时间最长，为2小时10分钟，其中男性1小时21分钟，女性2小时59分钟。居民家务劳动参与率为58.5%，其中男性40.4%，女性75.6%。

 陪伴照料孩子生活时间。居民陪伴照料孩子生活的平均时间为36分钟。其中，男性17分钟，女性53分钟；城镇居民38分钟，农村居民33分钟；工作日33分钟，休息日42分钟。按10岁为组距分组，25-34岁居民陪伴照料孩子生活的平均时间最长，为1小时16分钟，其中男性29分钟，女性1小时55分钟。居民陪伴照料孩子生活的参与率为18.9%，其中男性12.3%，女性25.1%。居民陪伴照料孩子生活的参与者平均时间为3小时8分钟，其中男性2小时17分钟，女性3小时31分钟。

护送辅导孩子学习时间。居民护送辅导孩子学习的平均时间为9分钟。其中，男性6分钟，女性12分钟；城镇居民11分钟，农村居民7分钟。居民护送辅导孩子学习的参与率为10.2%，其中男性7.1%，女性13.1%。

陪伴照料成年家人时间。居民陪伴照料成年家人的平均时间为8分钟。其中，男性7分钟，女性9分钟；城镇居民10分钟，农村居民6分钟；工作日7分钟，休息日10分钟。居民陪伴照料成年家人的参与率为5%，其中男性4.3%，女性5.6%。居民陪伴照料成年家人的参与者平均时间为2小时43分钟，其中男性2小时37分钟，女性2小时47分钟。

购买商品或服务时间。居民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平均时间为17分钟。其中，男性12分钟，女性22分钟；城镇居民21分钟，农村居民11分钟；工作日14分钟，休息日25分钟。居民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参与率为21.1%，其中男性14.7%，女性27.1%。

看病就医时间。居民看病就医的平均时间为4分钟。按10岁为组距分组，85岁以上居民平均时间最长，为8分钟。居民看病就医的参与率为2.2%，按10岁为组距分组，75-84岁居民参与率最高，为4.7%。居民看病就医的参与者平均时间为2小时38分钟，按10岁为组距分组，85岁以上居民时间最长，为3小时11分钟。

公益活动时间。居民参加公益活动的平均时间为3分钟。按10岁为组距分组，65-74岁居民平均时间最长，为4分钟。居民参加公益活动的参与率为4.1%。其中，男性3.9%，女性4.3%；城镇居民4.5%，农村居民3.5%。居民参加公益活动的参与者平均时间为62分钟。

图2  分城乡、分性别的居民无酬劳动时间情况

 

五、个人自由支配活动时间

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包括健身锻炼、听广播或音乐、看电视、阅读书报期刊、休闲娱乐、社会交往。居民一天中自由支配活动平均用时3小时56分钟。其中，男性4小时13分钟，女性3小时40分钟；城镇居民4小时10分钟，农村居民3小时33分钟；工作日3小时40分钟，休息日4小时34分钟。居民自由支配活动的参与率为90.8%。

健身锻炼时间。居民健身锻炼的平均时间为31分钟，其中城镇居民41分钟，农村居民16分钟。按10岁为组距分组，75-84岁居民健身锻炼的平均时间最长，为64分钟；25-34岁居民时间最短，为14分钟。居民健身锻炼的参与率为30.9%，其中城镇居民38.7%，农村居民18.7%。

听广播或音乐时间。居民听广播或音乐的平均时间为6分钟，其中85岁以上居民时间最长，为23分钟。居民听广播或音乐的参与率为6.8%，其中城镇居民7.6%，农村居民5.6%。

看电视时间。居民看电视的平均时间为1小时40分钟。其中，男性1小时44分钟，女性1小时37分钟；城镇居民1小时38分钟，农村居民1小时44分钟。按10岁为组距分组，75-84岁居民看电视的平均时间最长，为3小时16分钟；15-24岁居民时间最短，为42分钟。居民看电视的参与率为66.5%，其中城镇居民63.8%，农村居民70.8%。

阅读书报期刊时间。居民阅读书报期刊的平均时间为9分钟。其中，男性11分钟，女性8分钟；城镇居民12分钟，农村居民5分钟。居民阅读书报期刊的参与率为10.1%，其中城镇居民13.4%，农村居民5%。

休闲娱乐时间。居民休闲娱乐的平均时间为1小时5分钟。其中，男性1小时13分钟，女性58分钟；城镇居民1小时9分钟，农村居民58分钟；工作日58分钟，休息日1小时23分钟。居民休闲娱乐的参与率为40.7%，其中城镇居民43.5%，农村居民36.2%。

社会交往时间。居民社会交往的平均时间为24分钟。其中，男性27分钟，女性22分钟；工作日21分钟，休息日32分钟。居民社会交往的参与率为17.6%。

图3  分城乡、分性别的居民自由支配时间情况

六、学习培训时间

居民在一天中学习培训平均用时27分钟。其中城镇居民29分钟，农村居民24分钟。按5岁为组距分组，15-19岁居民学习培训的平均时间最长，为8小时2分钟；其次为20-24岁居民，为1小时38分钟。居民学习培训的参与率为7.2%。

七、交通活动时间

居民用于交通活动的平均时间为38分钟，其中城镇居民44分钟，农村居民30分钟。居民交通活动的参与率为50.8%，其中城镇居民56.9%，农村居民41.3%。

与有酬劳动相关的交通时间。居民与有酬劳动相关交通活动的参与率为36.4%。居民与有酬劳动相关交通活动的参与者平均时间为61分钟。其中，男性63分钟，女性58分钟；城镇居民63分钟，农村居民56分钟.　

居民与就业工作相关交通活动的参与率为30.3%。居民与就业工作相关交通活动的参与者平均时间为66分钟。其中，男性67分钟，女性63分钟；城镇居民66分钟，农村居民65分钟。

居民与家庭生产经营活动相关交通活动的参与率为6.4%。居民与家庭生产经营活动相关交通活动的参与者平均时间为35分钟。其中，男性37分钟，女性33分钟；城镇居民34分钟，农村居民36分钟。

与学习培训相关的交通时间。居民与学习培训相关交通活动的参与率为3.6%，其中城镇居民4.4%，农村居民2.3%。居民与学习培训相关交通活动的参与者平均时间为53分钟，其中15-19岁居民的参与者平均时间为62分钟。

八、互联网使用时间

居民使用互联网的平均时间为2小时42分钟。其中，男性2小时54分钟，女性2小时30分钟；城镇居民3小时23分钟，农村居民1小时38分钟。

居民使用互联网的方式包括通过手机或PAD上网和通过其他设备上网。居民通过手机或PAD上网的平均时间为1小时53分钟。其中，男性2小时，女性1小时46分钟；城镇居民2小时15分钟，农村居民1小时18分钟；工作日1小时48分钟，休息日2小时4分钟。按5岁为组距分组，20-24岁居民通过手机或PAD上网的平均时间最长，为3小时50分钟。居民通过手机或PAD上网的参与率为49.8%。其中，男性51.6%，女性48%；城镇居民57.8%，农村居民37.3%。

居民通过其他设备上网的平均时间为49分钟。其中，男性55分钟，女性44分钟；城镇居民1小时8分钟，农村居民20分钟；工作日56分钟，休息日34分钟。按5岁为组距分组，25-29岁居民通过其他设备上网的平均时间最长，为1小时33分钟。居民通过其他设备上网的参与率为18.4%。其中，男性20%，女性16.8%；城镇居民24.1%，农村居民9.4%。

附表1：2018年居民主要活动平均时间 

 

附表2：2018年居民主要活动参与率

 

附表3：2018年居民主要活动参与者平均时间 

 

附注：

一、调查方案说明

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选取北京、河北、黑龙江、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四川、云南和甘肃等11个省（市）。调查对象为抽中调查户中15周岁及以上常住成员，调查户采用国家统一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样本框，共调查20226户48580人。其中，城镇29557人，农村19023人；男性23577人，女性25003人。

调查时间为2018年5月的一个选定的工作日（周一至周五中的一天）和一个选定的休息日（周六、周日中的一天）。调查采用日志表的方式，调查对象按每15分钟一个时间段，在日志表中记录一天24小时的活动，以及活动时是否使用互联网、活动时与谁在一起。

活动内容涵盖个人生理必需活动（睡觉休息、个人卫生护理、用餐或其他饮食活动）、有酬劳动（就业工作、家庭生产经营活动）、无酬劳动（家务劳动、陪伴照料孩子生活、护送辅导孩子学习、陪伴照料成年家人、购买商品或服务、看病就医、公益活动）、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健身锻炼、听广播或音乐、看电视、阅读书报期刊、休闲娱乐、社会交往）、学习培训、交通活动。

上海在全国调查方案基础上，自主探索使用手机APP调查方式，并拓展了调查内容。本公报数据不含上海。

二、活动分类及解释

睡觉休息：指为满足个人生理需要而进行的夜间睡眠、白天睡眠、打盹、午睡或闭眼短时休息活动。

个人卫生护理：指日常个人卫生活动、自我健康管理和接受他人提供的卫生护理活动。例如：如厕、刷牙、洗脸、洗手、泡脚、洗浴、桑拿、化妆、美容、美发、剃须、美甲、修脚、抽烟等，以及对自己进行血压、血糖监测，注射胰岛素，生病卧床康复休息等。不包括看病就医活动。

 用餐或其他饮食活动：指在家或在外面（含在工作单位、学校等）的早、中、晚用餐活动，吃零食、喝水（饮料）等饮食活动。

 就业工作：指为获取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进行的活动。包括专职、兼职、学徒或实习、工作中的短暂休息或中断、寻找工作和创业活动，以及与工作活动有关的带薪培训或学习。不包括家庭生产经营活动。

 家庭生产经营活动：指以家庭为单位、以获得收入或自用为目的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农业（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其他初级生产与经营活动，农副产品加工，家庭建筑生产活动，以及对外提供的商品销售、维修安装、客货运输、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家庭经营活动（如开网店、微店）、经营有偿家庭服务等。

家务劳动：指为自己和家人进行的、无偿的家庭事务活动。包括烹饪前清洗准备食物，烹饪饭菜，准备茶水饮料，清理餐桌餐具、清理住所、清洁护理地板、洗衣和整理衣物等；住所内外观赏植物培育，家庭花园庭院维护、清理树叶等；喂养、清洁、溜宠物，为宠物看病、美容等；对自有住房进行小规模维修、装修、改造，对个人和家庭物品的制作、安装、调试和修理，对交通工具（指生活用）的保养和小修理等；为家庭制定购物、投资理财、聚会、装修、旅行等计划。

陪伴照料孩子生活：指对18岁以下未成年家人进行的生活照料活动。包括为孩子穿衣、洗澡、喂饭、喂药、医疗护理等；与孩子交谈、陪孩子看电视、看网络视频，或为孩子提供其他生活方面的帮助等活动；看护在室内外玩耍的孩子、监督孩子玩游戏等；陪孩子去游乐场、医院等场所。

护送辅导孩子学习：指对18岁以下未成年家人进行学习方面的辅导、陪伴和监督活动。包括接送孩子上下学、兴趣班、课外辅导班等，与孩子一起阅读、辅导学习、作业等活动。

陪伴照料成年家人：指对成年家人进行的陪伴和生活照料活动。包括帮助成年家人日常起居、个人卫生护理等，医疗护理（喂药、肢体按摩、理疗等），陪伴成年家人去医院、外出活动等，与成年家人交谈聊天等。

购买商品或服务：指通过互联网或到实体店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活动。包括去商场超市或通过互联网等方式，购买食品、衣服、日常用品、外卖、医疗用品等消费品、家用电器、家具和汽车等耐用品；联系家电维修人员上门维修电器，去汽车维修点修理汽车等；去金融（银行）、法律、广告媒体、婚庆公司、房屋租赁等专门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活动。不包括看病就医活动，去美容美发店进行美容和理发活动。

看病就医：指到医疗卫生机构或通过互联网看病、治疗、体检、咨询、理疗按摩、验光等活动。不包括陪他人看病就医和带宠物看病就医。

公益活动：指对家庭以外人员提供无偿帮助活动。包括参加单位、社区或慈善机构组织的社区服务、义务劳动、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以及公民履行义务参与选举投票活动。

健身锻炼：指以健身强体为目的的活动。包括走步（散步）、慢跑、长跑、登山等运动；太极拳、气功等武术运动；在室内外跳健身操、舞蹈、集体舞、瑜伽，以及各类球类运动，游泳、跳水、潜水、划船、冲浪等水上运动；冰上、雪上运动，骑行，摔跤、柔道、拳击等活动；家庭自用按摩椅（器）按摩、针灸等活动。

听广播或音乐：指通过收音机、互联网或其他电子媒介收听广播节目、听音乐等活动。

看电视：指通过电视设备观看电视节目活动。

 阅读书报期刊：指通过纸介质、互联网或其他电子媒介阅读书籍、期刊杂志等活动。不包括因学习培训而阅读书籍的活动。

 休闲娱乐：指不以工作、学习和购物为目的的休闲娱乐活动。包括在线浏览网页（如新闻资讯），计算机游戏、手机游戏、棋牌游戏、群体性娱乐活动，收藏、集邮、书法、绘画、摄影艺术活动，外出游览、参观和观看演出、看电影、比赛等活动，通过互联网或其他电子媒介观看视频（电视剧、电影等），品茶、饮茶、喝茶等活动。

 社会交往：指与家人以外的人交谈与交流（面对面或通过电话、手机、QQ、微信、微博等），收发和阅读信件、微博，参加聚会、校庆、婚丧仪式、宗教活动等。

 学习培训：指初等、中等、高等学历教育学习，成人技术培训、成人非学历高等教育等继续教育学习，以及与之有关的家庭作业、预习和课后复习等学习活动，各类短期培训（外语、计算机、驾校、商业和文秘、个人娱乐爱好等），参加资格认证课程、为职业考试进行的复习课程、参加职业考试（没有单位资助）等活动。不包括与工作有关的单位上岗前培训和脱产学习等，也不包括护送辅导孩子学习。

 交通活动：指为某项主要活动，采用某种交通方式（含步行）出行所花费的时间。如上下班（学）交通时间，去商场购物、去医院等在路上花费的交通时间；去机场、火车站等、乘飞机、乘火车等的交通时间。不包括护送孩子上下学的交通时间。

 通过手机或PAD上网：指某项主要活动是通过智能手机、PAD进行的上网活动。

 通过其他设备上网：指除通过智能手机、PAD上网外，某项主要活动通过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或其他设备进行的上网活动。

 三、主要指标计算方法

平均时间：用于某类活动的全部时间总和除以全部调查对象人数。对工作日和休息日数据分别按5/7和2/7加权汇总得出全部调查对象一天的平均时间。

参与者平均时间：用于某类活动的全部时间总和除以参与者人数。对工作日和休息日数据分别按5/7和2/7加权汇总得出某类活动的参与者平均时间。

 活动参与率：参与某类活动的人数（参与者人数）除以全部调查对象人数。对工作日和休息日数据分别按5/7和2/7加权汇总得出某类活动的参与率。 

2023年返城就业报告：新兴服务市场寻求紧俏

　　春节是家政和本地服务业的传统旺季，对于在外务工的家政人员而言，是返乡还是坚守？长假结束后，“打工人”返城就业又会有哪些新选择？日前，58同城发布《2023年返城就业调研报告》，聚焦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从业者，从工作情况、薪资、职业技能培训等多维度，对春节前后本地生活服务业的就业趋势进行了深度解析。

　　整体来看，家政行业从业者的工作状态相对稳定，近4成春节期间不离岗，仅6.5%有节后换工作的规划。本地生活服务业的就业难度偏低，超8成在找工作方面游刃有余，广阔的行业前景吸引更多人才主动加入进来。

本地生活服务人员平均月薪超6000元，家政行业工作压力更小

　　临近春节，本地生活服务业常出现优质劳动者“一员”难求的情况。在就业难度方面，仅15%的本地服务人员认为自身行业就业难度较高，认为就业难度一般和较低的人员占比分别为50%和35%。体现出随着生活水平提升，选择花钱买服务的消费者日益增加，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的就业前景相当广阔。

　　旺盛的需求背后，也反映出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家政及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人员的准入门槛逐步提高。报告显示，分别有30%和29%的本地服务人员、家政保洁/安保人员认为自身从事行业具有较高门槛。认为行业门槛一般的人分别为45%和41.9%，另外还有25%、29%的人员认为自身从事行业门槛较低。

　　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之一，本地服务人员及家政劳动者日常承担着比较繁重的工作，且部分中小商家的劳动者接单情况不稳定，带来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调研发现，约40%的本地服务人员认为自身行业工作压力大，工作压力一般和压力小的人员占比为30%和30%。相比之下，家政行业的工作压力较小，工作压力小和压力一般的人员占比超8成，仅19.4%的人认为所在行业工作压力较大。

　　从薪资角度看，家政保洁/安保的平均月薪为5774.7元，本地生活服务人员平均月薪为6675.6元，后者对薪资有更高的期待，理想平均薪资水平为9200.5元。可见，本地服务业近年来持续火热，经过专业的培训，劳动者就能快速就业，收入也相对可观。

近4成家政人员春节期间不离岗，青睐收纳整理培训

　　从职业选择来看，期待涨薪的本地服务人员在年后有更高的“跳槽”意愿。报告显示，春节后本地服务人员准备换工作的比例较高，达35%；家政保洁打算换工作的比例偏低，仅6.5%，其中90.3%的人选择继续现在的工作，约3.2%的人准备辞职深造。

　　同时，家政行业人员选择春节期间不离岗的比例较高，大多数人员在岗工资较平时增加。报告显示，在家政保洁/安保及本地服务人员中，37.3%选择春节期间不离岗，而47.1%在春节期间在岗工资会增加1-2成。对这两个行业的职场人来说，近半数从业者认为劳逸结合才是王道，同时，也有37.3%的人认为应该趁年轻多努力，工作第一，尽量不休息。

　　面对广阔的就业前景，家政人员也在逐步打破并撕掉“不体面”“没前途”等刻板标签，踏上自身的职业化发展道路。在家政保洁/安保以及本地服务人员中，有近半数的人会介绍亲朋好友从事本职业，折射出其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不断增强。

　　此外，从业者对于职业培训也有更大的期许。报告显示，家政行业人员期望接受的职业培训主要是收纳整理、保洁与养老看护，分别有41.9%、32.3%和32.3%的人员希望接受此类培训。折射出伴随消费需求的多元化，“衣橱整理”“全屋收纳”等新兴服务市场寻求紧俏。